社群工作者

上星期談到安瑪莉，一個曾經擔任過小學老師的志願者，如何透過貼近弱勢兒童及他們的家庭，進行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也談到，除非發生奇蹟，否則以一己知力，絕對無法撼動整個教育體制...

這星期我門們來看看，一個喜歡學校，學校也喜歡他的孩子，長大成為教育部官員後，怎麼幫助學校喜歡每個小孩， 而且也讓每個小孩喜歡上學校？

克勞德‧貝爾(Claude Pair)

第二部、由上往下的旅程：

和克勞德‧貝爾(Claude Pair)一起面對有教無類的理想與現實的衝擊 

• 「教」是有教無類的「教」 

克勞德‧貝爾從小到大都是人見人愛的好學生，他喜歡學校，學校也喜歡他。六十多歲，帶著厚厚的眼鏡，在高層公務員的身分背後，那雙慧黠的眼睛背後，散發出那股兒時至今從未消退的熱情：喜歡挑戰艱深的問題。

知識、學問對他來說一直是一種挑戰、一股熱情，一種嚴謹的態度。學問成了他的志業、是他生命的核心。這志業帶領他為國家未來的精英傳道、授業、解惑，這志業讓他成為熱門領域的頂尖研究者，特別是資訊科技的教學。

他為何要在將要鋪陳的故事中投入這麼多麼多心力？

克勞德回憶起自己的母親，身為小學老師，他的母親總是關注到每一位學生，毫無例外。對他的母親來說，只有當教育者忠於初衷時，才配得上“教育”這兩個字：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終極目標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夠成功地學習。知識本身是好的，必須廣泛地分享，不應該變成一種特權。

• 被調職到教育部 

母親所抱持的這些價值觀，帶領著克勞德指出學校資訊課程面對的挑戰：這是讓所有學童都能學習的良機，或者，它將擴大知識的貧富差距？有一個電視節目邀請他針對這個主題發言，之後，他的能力受到矚目，一種與品德相連的能力。當時剛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阿朗‧薩法利(Alain Savary)決定將全國高中教育的領航責任交付給他，克勞德回憶此事：

「我的生涯就此轉向，轉向一條要求非常嚴苛的溪流，但這溪流也領我匯整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抉擇，從那個時刻起，我的生命都投注在法國教育的組織與推進上。」

這是1981年，那個時期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面對社會正義，大家充滿熱情，覺得一切都是可能的。阿朗‧薩法利首開「教育優先區」，賦予貧困社區更多教育資源。在總理的要求下，Bertrand Schwartz草擬了一份報告，說明該如何對抗失業與協助遭受排斥的年輕人。克勞德‧貝爾則大力推動高中技職教育，希望對症下藥，有效地對抗文化與社會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年輕人失業的現狀。

在這個時期，克勞德‧貝爾第一次和第四世界正面相對。之前他已經聽過大女兒談過這個運動，因她參加過南西市(Nancy)的街頭圖書館。他對街頭圖書館的印象是：「還不錯的活動，如此而已。」

「1984年的某個星期天早上，我代表教育部部長參加一場第四世界的青年會議，由若瑟神父主持。平時我所遇到的人都說高中技職教育實在是沒什麼品質，高職文憑沒什麼價值，但是那場會議的年輕人卻要求進入高職的權利，渴望準備技能檢定考試…。我意識到處境艱難的人們可以帶給主事者新的觀點，跟流行的輿論很不一樣。」

不久之後，部長換人，政治風向改變，克勞德‧貝爾表達了他的異議，離開了他的職位。回到南西大學，他把學校教育面對的挑戰寫在《Rue du Bac》 一書裡，接著更將他的研究方向轉到：資訊教育與學習障礙的化解。

透過他的妻子莫尼加(Monique)，他更進一步地認識了第四世界運動。事實上，莫尼加在養育了五個孩子之後，扛起「第四世界出版社」在法國北區的發行與推廣責任。推動莫尼加的力量，同樣是對知識的熱愛，不過那是另一種知識，是窮人獻給這個社會的知識。她對這份事工充滿熱情，而且得心應手。她認識第四世界出版的每一本書，並把它們介紹給家人，她非常認同若瑟‧郝忍斯基的思想。1988年2月14日，若瑟神父辭世。巧合的是，前教育部部長阿朗‧薩法利也在同一天過世。那天晚上，莫尼加告訴她先生：「我們兩人都失去了大家長。」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p39-41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