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工作者

上回我們說到安瑪莉想要說服研究院的小組成員，與最弱勢的家長建立成功的伙伴關係是可能的，而且，成功的經驗不僅發生在這個運動內…在一次旅程中，他遇到一個志同道合的貴人…

在貧困區辦教育的校長

這場相遇並非偶然，而且他們搭乘的公車也不是一輛普通的公車。它駛向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為了參加1990年10月17日「世界拒絕赤貧日」的活動。吉斯波‧津托和他的五名學生加入了北方代表的行列。這個日子指出極端貧窮與人權的關係，吸引他的正是這兩者的關連。旅程中，他告訴安瑪莉，他在貧困區的教學，加上身為義大利移民第二代的個人經驗，如何帶領他在班上教授人權議題。對他來說，尊敬每個人不同的出身，是一所學校能否邁向集體成功的關鍵。

巴黎自由人權廣場

當天的一個事件給吉斯波‧津托一股新的力量，帶來加乘的效果。這段經驗加深了吉斯波‧津托和兒童及最弱勢的家庭所做的努力，他也和安瑪莉建立了聯繫，安瑪莉認識了他非凡的行動。在這次的巨型集會中，有一幅巨大的塔波里彩色看板，上面一針一線繡上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個小孩的名字，不分貧富。這個大型看板訴說著自1965年開始的全球性的兒童動員與串聯行動，那一年若瑟神父在印度遇到了四處受排斥的小孩，人們都叫他們塔波里(Tapori) ，打那時候開始，他邀請世界各地的小孩，一起創造一股友誼的潮流，他們稱自己是塔波里小孩，希望不再有任何一個小孩因為赤貧而被排擠在外。

巴黎，赤貧犧牲者紀念碑

回到學校之後，吉斯波‧津托的學生跟全校師生陳述他們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的所見所聞，接著，他們寫信給塔波里兒童運動的秘書處，想要開始成立一個塔波里團體。不久，他們就收到一個來自非洲的“塔波里行李”，那是一群生活在大都市的流浪兒童親手製作的，他們把這個行李放在學校中堂，吸引了全校的注目。幾天後，吉斯波‧津托寫信給安瑪莉，告訴她小朋友們透過塔波里的交流，內心本有的渴望找到了回音，孩子們也進一步發現，其他國家的小孩也同樣期待兒童人權成為一項活生生的事實，沒有地理、文化與社會背景的差別。這件事迫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權，並改變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現在，他們會聊自己的生活，或者聊到社區其他小朋友的生活，我們無法繼續忽視某些家庭所遇到的困難，這也迫使我們去尋求其他的解決方式，而非一昧地以缺乏效率的老方法來答覆這些困境。

事實上，吉斯波‧津托老早就採取了行動，比方說，每天上學時間與放學時刻，他一定會站在校門口，好跟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互動，他甚至特別去拜訪那些不曾出現的家長，請教他們對學校的意見，或者請他們幫忙帶動學校新成立的圖書館，或者請他們幫忙佈置學校特別為家長設置的談天室。他的行動效果可以從家長委員會選舉的參與率來評量，超乎一般學校的慣例，他的學校有百分之八十的家長參與家長代表的選舉，而且處境困頓的家長也在當選之列。

安瑪莉意識到研究院的小組無法超越那道宿命論造成的鴻溝，那鴻溝將赤貧的家庭與學校遠遠地分隔開來，他們不相信鴻溝可以消弭，所以她就建議小組邀請吉斯波‧津托來分享經驗。他實實在在的經驗給小組成員帶來新的熱情與活力，他說明和所有家長建立夥伴關係是可能且必要的，而且這樣的夥伴關係改變了學校的氛圍，當那些遭遇多重學習困境的孩子們看到自己的父母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看到自己的父母受到重視與尊敬，其他的同學也對他們有了更多的敬意，不再嘲笑他們，這樣一來，學校的氣氛就比較輕鬆，張力與衝突減少了，所有的孩子都從中獲益，大家都能更專心的學習。他同時也傳達一個訊息，他認為尋找類似的成功經驗乃刻不容緩，這樣才能避免教師團隊與弱勢家長對彼此感到失望。他這些幾年的努力受到學區弱勢家長群的肯定，但是他所處的教育體系卻忽略這些努力的重要性。他確信其他有類似經驗的人一定跟他一樣，很願意站出來做見證，必須有人去發現、認識他們。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p50-52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