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工作者

昨天提到德蕾老師的坦承相告，讓安瑪莉領悟到：事實上，老師在尋找一些足以相信每個孩子的理由...。

這個大區的其他老師，同時也是第四世界運動的盟友，開始在他們所在的城市帶領街頭圖書館。例如米歇爾(Michel)和卡特麗娜(Catherine)，夫婦兩人都是小學老師，他們就在執教學校的鄰近社區帶領街頭圖書館。而且在班上，他們也創造出同樣的氣氛，全班同學教學相長，確保沒有任何人被排斥在外。

在兩個世界之間創造橋樑，也帶領他們去和特困兒童的家長相遇，也因此，他們認識了一個家庭，全家住在沒水沒電的棚屋裡。他們和這個家庭一起奮鬥，一起爭取合適的住屋。這場奮鬥之後，這個家庭的母親-保羅費妮(Paulette Vienne)，和另一位小學老師，成為這個運動的積極成員，他們和卡特麗娜以及米歇爾，展開了一個「新學校計畫」：和學校最貧困的家長相遇，邀請他們參與學校的各種活動。

在安瑪莉遇到米歇爾和卡特麗娜的時候，他們夫婦參加了一個第四世界運動的團體，成員包括：老師、校長、學校心理師、教育優先區的協調專員以及該區的家長會代表。這個叫做“學校和第四世界”的團體在第四世界中心定期聚會，他們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分享每個人面對特困孩子，以及特困家長的經驗。團體成員中有些人並不認識第四世界運動，其他人，像米歇爾和卡特麗娜，則用心促進不同領域者的相互理解。

這時候，安瑪莉也開始參加這個“學校和第四世界”團體(The Fourth World Education Group)，分享她的經驗與疑惑。針對這個團體，她寫道：

「在團體裡面，我可以列舉具體事例，說明家長們是多麼用心地為孩子奮鬥，而老師們也能夠說明學校是多麼努力在嘗試。有時候，我們並不贊同對方解讀某個事件的方式，甚至反對彼此處理事情的方法。但是，大家都有足夠的自由表達空間，也能尊重不同意見，所以多能暢所欲言。透過具體事例，我們學習到不再互堆責任，不再指責說：那是家長的錯，或說那是學校的錯；我們學著去辨識家長與校方的苦衷，試著撥雲見日，找出共同的意願，並尋找成功的經驗。

有時候，一個老師會直言不諱地說出他的憤恨與不滿，說出他被哪一個苦不堪言的情況給卡住。我意識到，在學校體制內，或許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他如此傾訴。在這樣的時刻，總會有人站起來，陳訴另一個故事來鼓勵他，或者讓他用一種新的視角來看事情，這就為行動提供了新的靈感。

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認真的態度，他們每個人的日常工作已經夠繁重的了，而且有時候被學校十幾個總是跟不上的孩子弄得精疲力竭；你會以為下班後，他們會想把一切拋諸腦後，但是，他們還是來參加聚會。我就告訴自己，我也要參加每一次的聚會，不要缺席。」

這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嘗試找到正確的字彙來描述雙方的處境：家庭與學校各自面對的痛苦與渴盼，同時又不傷害雙方的感受。他們也試圖建立一些平台，希望有一天介於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公開對話成為可能。

這些會面也讓安瑪莉重拾信心，她在那裡學習以一種建設性，且能夠被老師們理解的方式，表達她自己與家長們的憤慨。當嚴重的不義事件發生時，她覺得她比較敢說出來，並公開質問學校，她學習用一種能夠被接受而不會被拒絕的方式陳述。戈果爾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p34-35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