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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娜(Nadine)女士的自我介紹
Présentation de Nadine en France
我是汀娜(Nadine) ，當我無家可歸住在一個旅館，別人把我的女兒強制帶走的時候，志願者丹尼爾(Daniel Duranleau)來拜訪我，建議我住到《諾瓦集家庭與社會進昇社區》，他問我渴望甚麼？我想要有一個住處，才能把我的女兒要回來，因為之前我在馬路上生活。我必須有一個住處和一份工作，我沒在我的省會提出申請，因為要等十年才能得到社會住房的權利，我不能繼續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我打零工做粗活，但是我沒吃飯。兩天後，他們建議我去到諾瓦集，那是1988年的事。所以我去到了諾瓦集，我並沒有馬上向第四世界運動開放，我把自己封閉起來，有不少志願者來敲我的門，想讓我走出來。我向一個社工提出要求，要求領回我的女兒，她總是不肯。別人向我介紹了一個第四世界運動的社工員，我向她解釋我的情況，她支持我，幫助我領回我的女兒，所以我開始去參加第四世界諾瓦集中心的聚會。
⋯⋯ 我認識不少志願者，我參加了一些部長級的會面，討論的主題包括住宅與兒童寄養。這些志願者也讓我認識了在巴黎舉辦的平民大學，我們針對《住者有其屋的權利》作出很有力的貢獻，我們跟戴高樂‧熱妮葉佛與費若妮克(Véronique Davienne)一起通過這方面的立法。
這段期間，我在諾瓦集生下兩個雙胞胎女兒，我參與了當地的學前學校，還有家庭中心的活動，我跟兩個小丫頭(她稱自己的女兒”小蝦米”)在社區一起組織了《未來分享週》的活動。三年之後，我已經可以收支平衡，有辦法定期支付房租，日常生活也回復了應有的節奏，這時候他們建議我住到歐雷小鎮去，我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們追蹤了我一年，以確定一切都沒問題。在那個小鎮，我發現有些小孩沒去上學，閒閒無事破壞社區的硬體設置，我就跟志願者貝禮特(Brigitte Bourcier)聯絡。我想在這個小鎮開始街頭圖書館，她告訴我，我可以跟三個盟友一起合作，就是芳紀(Françoise Vernero)t、嘉寧( Jeanne) 和 安納(Anne)。她們帶書來我家，我們一起討論該怎麼進行，我們就在我家門口鋪上蓆子，帶著書本開始活動。一開始小朋友帶著好奇心靠近，問我們在做甚麼，從那裡開始，我又和社區的父母一起合作，組織了《未來知識分享週》，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我曾經在巴黎的一個巧克力工廠工作過，也做過清潔工作，還當過保母，在萊雅化妝品店做過工，然後也在洗衣店做過，洗衣店是我在歐雷小鎮的最後一個工作。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找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根，第四世界建議我在網路上用我的姓“督裴斯”(Daubresse)做搜尋，地點侷限在我的出生地，我寄出五十封信，我很幸運收到一封回信，我的一個叫做伯爾納(Bernard)的弟弟出現了。多年後的重逢真是震撼加喜樂，過去我一直不敢相信我們會有重逢的一天，因為別人禁止我和我的兄弟姊妹見面，我一直不認識他們。我弟弟看到我的生活並不容易，就建議我搬來法國北部和他一起住，我沒有拒絕。我告訴自己，有了弟弟的扶持，我或許可以真正走出來。從那個時候起，我不曾和我弟弟分開，因為手足關係是如此寶貴，他給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現在我比過去平和多了，過去我的脾氣比較暴烈，而且我跟社會機構沒有很多對話，比較有攻擊性。弟弟教我要學習好好跟人家對話，不要那麼容易激動。
我參加了《打破暴力與尋求和諧》研討會，去年我也參加了《社工員的合作訓練計畫》，目的是要讓機構裡的人了解種種不公義的存在，包括兒童強制寄養、住宅、社會安全、融入的最低收入保證和學校的不公義等等…
我很高興有人想到我並建義我來參加深根大會，目的是要一起往前進，而且是大家繼續一起往前進。如果這個世界上大家都這樣做，赤貧根除會變得比較容易。
很多大型的組織根本不了解我們內心的反抗，所以對我們沒有一絲敬意，他們根本無視於我們的存在，在他們眼中我們不值一文。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很難信任別人，因為他們根本不聽我們說話，他們不了解我們，他們聽不進去我們所經歷的困境，因為他們自己沒有經歷過。事情不該這樣繼續下去，要繼續一起奮鬥，事情必須有所改變。
Présentation de Nadine en France
我是汀娜(Nadine) ，當我無家可歸住在一個旅館，別人把我的女兒強制帶走的時候，志願者丹尼爾(Daniel Duranleau)來拜訪我，建議我住到《諾瓦集家庭與社會進昇社區》，他問我渴望甚麼？我想要有一個住處，才能把我的女兒要回來，因為之前我在馬路上生活。我必須有一個住處和一份工作，我沒在我的省會提出申請，因為要等十年才能得到社會住房的權利，我不能繼續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活，我打零工做粗活，但是我沒吃飯。兩天後，他們建議我去到諾瓦集，那是1988年的事。所以我去到了諾瓦集，我並沒有馬上向第四世界運動開放，我把自己封閉起來，有不少志願者來敲我的門，想讓我走出來。我向一個社工提出要求，要求領回我的女兒，她總是不肯。別人向我介紹了一個第四世界運動的社工員，我向她解釋我的情況，她支持我，幫助我領回我的女兒，所以我開始去參加第四世界諾瓦集中心的聚會。
⋯⋯ 我認識不少志願者，我參加了一些部長級的會面，討論的主題包括住宅與兒童寄養。這些志願者也讓我認識了在巴黎舉辦的平民大學，我們針對《住者有其屋的權利》作出很有力的貢獻，我們跟戴高樂‧熱妮葉佛與費若妮克(Véronique Davienne)一起通過這方面的立法。
這段期間，我在諾瓦集生下兩個雙胞胎女兒，我參與了當地的學前學校，還有家庭中心的活動，我跟兩個小丫頭(她稱自己的女兒”小蝦米”)在社區一起組織了《未來分享週》的活動。三年之後，我已經可以收支平衡，有辦法定期支付房租，日常生活也回復了應有的節奏，這時候他們建議我住到歐雷小鎮去，我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們追蹤了我一年，以確定一切都沒問題。在那個小鎮，我發現有些小孩沒去上學，閒閒無事破壞社區的硬體設置，我就跟志願者貝禮特(Brigitte Bourcier)聯絡。我想在這個小鎮開始街頭圖書館，她告訴我，我可以跟三個盟友一起合作，就是芳紀(Françoise Vernero)t、嘉寧( Jeanne) 和 安納(Anne)。她們帶書來我家，我們一起討論該怎麼進行，我們就在我家門口鋪上蓆子，帶著書本開始活動。一開始小朋友帶著好奇心靠近，問我們在做甚麼，從那裡開始，我又和社區的父母一起合作，組織了《未來知識分享週》，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我曾經在巴黎的一個巧克力工廠工作過，也做過清潔工作，還當過保母，在萊雅化妝品店做過工，然後也在洗衣店做過，洗衣店是我在歐雷小鎮的最後一個工作。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找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根，第四世界建議我在網路上用我的姓“督裴斯”(Daubresse)做搜尋，地點侷限在我的出生地，我寄出五十封信，我很幸運收到一封回信，我的一個叫做伯爾納(Bernard)的弟弟出現了。多年後的重逢真是震撼加喜樂，過去我一直不敢相信我們會有重逢的一天，因為別人禁止我和我的兄弟姊妹見面，我一直不認識他們。我弟弟看到我的生活並不容易，就建議我搬來法國北部和他一起住，我沒有拒絕。我告訴自己，有了弟弟的扶持，我或許可以真正走出來。從那個時候起，我不曾和我弟弟分開，因為手足關係是如此寶貴，他給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現在我比過去平和多了，過去我的脾氣比較暴烈，而且我跟社會機構沒有很多對話，比較有攻擊性。弟弟教我要學習好好跟人家對話，不要那麼容易激動。
我參加了《打破暴力與尋求和諧》研討會，去年我也參加了《社工員的合作訓練計畫》，目的是要讓機構裡的人了解種種不公義的存在，包括兒童強制寄養、住宅、社會安全、融入的最低收入保證和學校的不公義等等…
我很高興有人想到我並建義我來參加深根大會，目的是要一起往前進，而且是大家繼續一起往前進。如果這個世界上大家都這樣做，赤貧根除會變得比較容易。
很多大型的組織根本不了解我們內心的反抗，所以對我們沒有一絲敬意，他們根本無視於我們的存在，在他們眼中我們不值一文。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很難信任別人，因為他們根本不聽我們說話，他們不了解我們，他們聽不進去我們所經歷的困境，因為他們自己沒有經歷過。事情不該這樣繼續下去，要繼續一起奮鬥，事情必須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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